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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人被刑事拘留后，家属难免焦虑不安。如果当事人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，却在法庭上提出无罪辩解，很多人会疑惑：这样的行为是否被法律允许？会不会被视为“不诚信”而面临更重的刑罚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承诺的量刑优惠是否还能保留？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，为您客观解析认罪认罚后法庭辩护的法律边界与正当程序，帮助您准确理解这一制度的正确适用方式。
被告人与他人合作开发项目，后合作方将其名下份额转让给第三方，第三方自愿支付高于原始出资额的对价。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在实际出资不足的情况下，虚构已足额出资的事实，骗取第三方钱款，构成诈骗罪。
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，但其辩护律师经全面阅卷后认为，本案核心事实与指控不符。律师在庭审中提出：被告人后续已足额出资，第三方系在完全知悉情况下自愿受让份额，被告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目的，本案属于经济合作中的正常交易行为，不应认定为犯罪。
人民法院经充分开庭审理，全面审查控辩双方证据，完全采纳了辩护意见，依法判决被告人无罪。
这一典型案例充分说明：认罪认罚制度的核心在于保障真诚认罪悔罪者获得从宽处理，但绝不意味着法院可以降低证据标准、放弃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审查。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对任何案件都必须坚持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法定证明标准。
1. 认罪认罚具结书是控辩协商的法律文书，而非放弃辩护权的声明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2条明确规定：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刑事诉讼始终。认罪认罚具结书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自愿前提下，与检察机关就量刑建议达成的程序性协议，其性质属于控辩协商的法律记录，绝不意味着当事人放弃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辩护权利。
2. 对行为性质的辩解，依法不影响“认罪”的成立
两高三部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第6条对此作出了清晰界定：“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，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，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，不影响‘认罪’的认定。”
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刑事司法对被告人辩解权利的尊重。当事人完全可以在认可案件基本事实的前提下，对行为的法律定性提出不同看法，这恰恰是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的体现，而非“不认罪”或“翻供”。
3. 律师独立辩护权与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并行不悖
《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第35条专门规定：“被告人认罪认罚而庭审中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，人民检察院应当核实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、自愿性。被告人仍然认罪认罚的，可以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”
这一规定明确了：律师的辩护意见独立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。只要被告人本人坚持自愿、真实认罪认罚，律师依法发表的无罪或罪轻辩护意见，并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，检察机关不得因此撤回已经提出的从宽量刑建议。
实践中，部分家属和当事人对“法庭辩解”存在认识混淆。我们依据现行法律与司法政策，对三种典型情形作出客观梳理：
▶ 情形一：被告人真诚认罪认罚，律师独立作无罪辩护——法律明确允许，从宽优惠依法保留
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规范、最受鼓励的辩护模式。司法实践已多次确认：只要被告人当庭明确表示自愿认罪认罚，接受司法机关最终认定，即使律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，法院仍应认定具结书合法有效，依法兑现认罪认罚从宽量刑优惠。这既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，也维护了认罪认罚制度的严肃性。
▶ 情形二：被告人仅对行为性质提出法律定性上的辩解——依法属于正当行使辩护权
人民法院在多份生效判决中明确写道：“被告人当庭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辩解，是其依法行使辩护权的表现，不影响其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，对其可依法从宽处罚。”这一裁判要旨已被多地法院采纳，成为类案处理的参考标准。
▶ 情形三：被告人推翻核心犯罪事实，当庭作虚假陈述——依法丧失从宽资格，可能承担不利后果
如果被告人否认经法庭查证属实的核心犯罪事实，或者作与在案证据明显矛盾的虚假陈述，则属于实质性反悔。检察机关将依法撤回从宽量刑建议，人民法院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并可在全面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。这一机制的设计初衷，正是为了防止认罪认罚制度被滥用，确保司法资源投入在真正认罪悔罪的案件中。
误区一：“签署具结书后再作辩解，就是不讲诚信，法官会因此重判。”
事实澄清：人民法院在量刑时依法综合评价被告人认罪态度、悔罪表现、社会危害性等多项因素。法律保护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，只要辩解内容不违背已查明的核心事实，且被告人始终表示接受司法机关最终裁判，这种辩解是法定权利的正当行使，不应被认定为“不诚信”。法官在裁判中区分的是“对事实的否认”与“对法律的争辩”，前者可能影响认罪认定，后者则是诉讼程序的常态。
误区二：“律师要做无罪辩护，必须先让当事人撤回认罪认罚。”
事实澄清：这种观点混淆了当事人认罪态度与律师辩护策略的独立关系。最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专业做法是：被告人当庭明确表示“我自愿认罪认罚，接受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裁判”，律师则围绕证据链完整性、法律适用准确性展开独立辩护。二者并行不悖，既维护了认罪认罚制度的程序价值，又保障了实质辩护权的充分行使。
误区三：“一审认罪认罚拿到从宽判决后，二审再作无罪上诉，可以‘两头占便宜’。”
事实澄清：这是一种法律风险极高的错误认识。司法实践已经形成明确裁判规则：一审基于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判决后，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仅以“不构成犯罪”为由提起上诉的，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，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确有错误或量刑明显不当的，有权依法改判，且不受“上诉不加刑”原则的限制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逻辑是激励真诚悔罪，而非为诉讼策略提供双重通道。
第一，及时委托专业刑事律师，开展全面、客观的阅卷审查。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高效适用，必须以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为前提。建议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具结书前，应当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全面阅卷，客观评估案件证据状况。如律师经审查认为证据存在重大瑕疵、定性确有争议，应当依法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意见，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解决问题，避免将争议带入庭审。
第二，庭前会议明确诉讼各方的角色定位与程序安排。
规范、高效的庭审应当实现当事人认罪态度与律师辩护意见的清晰区分。当事人当庭明确表示“本人自愿认罪认罚，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，接受法院依法裁判”；辩护律师则围绕“本案证据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”“指控罪名是否准确”等法律问题展开专业论证。这种分工既保障了认罪认罚程序的严肃性，也维护了刑事辩护制度的专业性。
第三，坚持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根本原则。
无论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，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，还是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，都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和有效证据的基础之上。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，不应成为掩盖证据缺陷、降低证明标准的工具；无罪辩解的提出，也不应成为拖延诉讼、逃避责任的借口。维护司法公正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，是包括律师在内的全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责任。
第一，律师是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、真实性的重要监督力量。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运行，高度依赖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、真实性。专业刑事律师通过及时会见、全面阅卷、客观分析，帮助当事人准确理解指控的性质和法律后果，防止因信息不对称、心理压力大而作出非自愿、不真实的认罪表示。这不是“帮助犯罪人逃避惩罚”，而是维护程序正义、保障基本人权的应有之义。
第二，律师是协助法庭查明事实、准确适用法律的专业助手。
人民法院审理认罪认罚案件，依然承担着全面审查证据、准确认定事实、正确适用法律的法定职责。辩护律师通过提出专业的质证意见、证据分析、法律适用观点，为法庭提供多维度、多视角的决策参考，有助于防范冤错案件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。这正是刑事辩护制度在现代司法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。
第三，律师是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、诚信诉讼的法治引路人。
专业刑事律师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，始终坚持依法辩护与理性引导并重的原则。对于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，客观告知当事人认罪认罚是依法从宽的唯一正途，引导其真诚悔罪、接受改造；对于证据存疑、定性争议较大的案件，依法提出辩护意见，同时明确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，引导其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。诚信诉讼、尊重司法，是每一位法律职业者的基本职业伦理。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成果，其制度初衷在于：激励真诚认罪悔罪的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理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，提升诉讼效率，同时绝不降低法定证明标准、绝不放弃对案件事实的实质审查。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强调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，必须坚持法定证明标准，不得因被告人认罪而降低对证据的要求，不得因被告人认罪而放弃对事实真相的审查。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运行的根本保障，也是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辩护律师共同遵循的执业准则。
认罪认罚具结书不是“认罪封印”，法庭辩解不是“翻供代名词”。在事实清晰、证据扎实的案件中，真诚认罪悔罪、接受依法裁判，是获得法定从宽的唯一正途；在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案件中，依法行使辩护权、阐明事实真相，是维护司法公正、防止冤错的必要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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